二氏在结论中所谓的“或许”或附有“仍是”的一种猜测方式或略带强制性的结论，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因为二氏在结论中没有道明制造玻璃这套复杂工艺过程，究竟在那古老的年代里是怎样在我们中国来实现的；更没有说清我国古代玻璃，又是怎么去沿袭西方钠钙玻璃，而导引出铅钡玻璃来的。 
　　单凭“由西方传来”或“摹仿”，就能制出在形状和组成上皆相一致的珠子，恐非易事。那必疳是在较早的时间以前，应我们祖先已掌握了这套生产制造技术的基础上，才能达到一仿即成的地步，否则，即使在成分上一致也只是偶尔的巧合而已，并不能就此说成是谁摹仿谁阻挡层能得到的。何况仅是汉代以前54例试样中１例，只占总数 1.85%说明不了全体。 
　　用文物考证成果来突破课题 
　　承上所述，当我们了解了二氏的依据和论证之后再进一步研究我国解放以来发掘出土文物考证的成果，对我们国解决的这一课题，会有所突破的。 
　　１、从西周时期出土的玻璃管珠和玻璃片成果看 
　　《西周玻璃的初步研究》一文指出，1954~1978年25年间，先后发现西周早期至西周晚期约500余年间，从我国西部的宝鸡市至东边的山东曲阜，长 1000余公里的狭长地带的地下，有大批的玻璃管珠出土，尤其珍贵的1975年从宝鸡市茹家庄的一个西周（公元前十一世纪~771年）的奴隶主鱼伯之妻? D?D进姬墓中出土了部分玻璃片，考古家们认为：这是用于贵重器物上的镶嵌材料，而肯这些定珠的玻片的成分皆属铅钡玻璃系统。 
　　西周玻璃珠的造型除圆形个，还有棱形（算盘珠形）；在色彩上更是丰富多彩，有浅绿色、白色和粉紫色（此种色泽的玻璃珠是罕见的）等；在装饰上还有点饰玻璃管，并且这种点饰法直至战国曾侯乙（死于公元前433年）珠上仍然保留着。这种技艺在西方的玻璃珠上是根本见不到的，它只是我国古代玻璃珠独有的一种特殊装饰法。 
　　２、从铜器镶嵌玻璃片的技艺成果看 
　　怀氏在洛阳古董上买到嵌有玻璃珠的铜方壶、铜壶和带钩、这些玻璃珠的镶嵌法、统是由匠人们事前将制备好的玻璃管剖割成碎片，然后放进器表面的划格里，再向划格的余空放进玻璃底釉，加热使底釉和玻片融为一体，密着于器壁上；此时若仍未填满空隙，尚可反复多次用同样方式达到满隙为止，待至退火冷却后，再对器面进行研磨即成。 
　　这种技艺，并不是初出于战国时代，而且还出于春秋时代（公元770~前476年）的剑格上。 
　　如1965年在湖北的江陵出土了越王勾践的宝剑，在其剑格两面的花纹上便是用蓝色琉璃（玻璃的古称）镶嵌的。这比战国玻璃珠的出现还要早250~300余年。 
　　再从进姬墓中出土的部分玻璃片及其用途来看，这项镶嵌玻璃片的技艺，尚可上溯到西周的先期或早期，比起二氏所找到罗得岛玻璃要早400余年，比战国时要早700余年。若依“总的其起源仍是西方的”结论，显然是解释不通的。 
　　３、从商代青釉印纹尊的成果看 
　　从西周鱼伯和其妻进姬出土的玻璃管珠和玻璃片的制作技艺条件为基点，向上追溯，可以控告殷商时期的玻璃起源。 
　　恰好1965年从河南郑州商代墓中出土了一只青釉印纹尊，经我国考古学家们教室：除口部和肩部施有薄釉外，上面并有深绿色厚而透明的玻璃五块。 
　　据此成果，我们当然应该把我国古代玻璃的出现时间或其起源渊流，向上追溯距今3500余年的商代较为恰当。 
　　４、从玻璃耳杯的造型艺术成果看 
　　1968年在河北满城，从西汉中山靖王（公元前154年封王，前113年逝）刘胜墓中有极其罕见而又珍贵的玻璃耳杯和玻璃盘出土。它们都是翠绿色，微有光泽呈半透明状；晶莹如玉。耳杯呈椭圆形，两侧有耳，微向上翘，矮假圈足，盘为侈口平折沿，浅腹起棱，假圈足。 
　　这两件文物在造型艺术上是相当奇特的。它是将玻璃粉装进土模或石模后，进行加热使玻璃粉熔融膨成的一种铸造成形状；待冷却后除去模具，再去通体打磨即成。 
　　西方直至十九世纪末，在法国有人得到我国清朝乾隆玻璃制造技艺的启示，才兴起采用我国汉代这种用玻璃熔融膨成的铸造成形法，由于他们是采用各种颜色料来配饰的，便有彩饰膨体铸型玻璃工艺之称。于二十世纪初，便风靡全欧。二者的时间差距这么悬殊，又当如何解释？ 
　　综上所述，结论只能是：铅钡玻璃是我们伟大中华民族的一大创举。